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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相龙天津新政 7000亿元改造城市
www.6300.net   2009-09-09  中国工程机械信息网
导读:  争议戴相龙--前任央行行长天津新政,7000亿巨资改造城市是否孕育金融风险?  2003年,前任央行行长戴相龙天津执政一年。对于在全国大城市中经济地位不断沉降、多少有些步履沉重的天津而言,迎接戴相龙的 ...

  争议戴相龙--前任央行行长天津新政,7000亿巨资改造城市是否孕育金融风险?

  2003年,前任央行行长戴相龙天津执政一年。对于在全国大城市中经济地位不断沉降、多少有些步履沉重的天津而言,迎接戴相龙的更多是一片欢呼,相当多的天津市民的评价是:一个特能搞钱的好市长,天津的“救星”、“财神爷”。

  然而,戴相龙也带来了一个巨大的争议。和中国其他热衷于搞城建的市长一样,戴相龙将固定资产投资和城市基础建设作为未来几年天津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戴为天津制订了数额巨大的固定资产投资计划——5年总投资将超过7000亿元。短短半年的时间内,几大国有银行就合计为这座城市提供了总额达1100亿元的银行信贷。

  如此一个巨大规模的银政合作,无疑是引发争议的一个重磅炸弹。引起一些观察家担心的是,天津“经营城市”的做法,隐藏着房地产泡沫以及巨大的金融危险。

  而引发更大争议和思考的是,央行行长调任地方大员后,缘何大搞金融风险较大的银政合作?经济学家的理解是,“屁股决定脑袋”,“在其位,谋其政”:戴在担任央行行长期间,会从中央、全局出发,会注意控制不良贷款和改进银行的绩效;而一俟调任天津后,维护地方政府的利益可能会成为他的第一选择

  特能搞钱的好市长

  2003年年初,戴相龙在天津的一场音乐会上首次以市长身份露面时,市民报以近10分钟的热烈掌声。很多人都说:“天津解放55年,好容易盼来了个特能搞钱的好市长,希望今年发展的步子更大些”

  桂青兰是一个快乐的出租汽车司机。坐上她的车,很多人都会被她不经意的几句很“葛”的津味笑话逗乐。“别在意,逗你玩儿呢!”她会用一口鲜明的津腔微笑着对你说。

  45岁的桂青兰原先家住红桥区小伙巷药王庙,去年刚刚乔迁新居——她用拆迁所得的6万块钱,加上家里的积蓄,在河东区上杭路贷款买了一套一居室的单元房。

  对于一个三口之家,屋子挤了点儿,17岁的儿子只能睡在厅里。即便是这样,桂青兰一家经济上已经有些拮据,每月的工资还了房贷所剩无几。她说,这个星期儿子参加声乐考试要交1000多块,而家里存折上只剩下不足2000元了。

  在今日的天津,拆迁、乔迁、买房……桂青兰一家这样的悲喜剧几乎每天都在上演。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启动旧城改造拆迁到2002年年底的近10年时间,天津市在城市改造中拆迁的危陋建筑总量近1000万平方米,拆迁涉及市民近百万。而刚刚过去的2003年,天津更是创下了历史最高记录——一年400万平方米旧房、超过30万拆迁群众的拆迁规模。

  天津“一夕之间”变成了一个超级大工地,放眼望去,到处都在拆迁,到处都在盖楼。以至于分管城建的副市长陈质枫被天津人戏称为“陈大拆”,说他走到哪儿,政府就拆到哪儿。

  海量的拆迁工程在天津房地产市场形成了强有力的刚性需求,2003年,天津商品房销售10020万平方米,较上年增长近50%,二手房销售也高达600多万平方米。

  在旧城拆迁改造的刺激下,一直温温吞吞的天津地产沸腾了。从2003年10月开始,天津的房价上涨速度就像坐上了飞机,一些项目每周、每个月的价格都在攀升之中。按照阳光100(天津)公司销售副总裁谢梦龙的说法,很多优质的项目都已到了“抢房子”的地步。一位房地产广告公司业务人员介绍,一段时期以来,几乎她所服务的项目个个都人满为患,人们都被房价的大幅度上涨给吓住了,现在无论是有房没房,也无论现有住房是近期拆还是以后拆,只要是有能力,都在看房买房。

  这无疑是一出政府主导下的精彩商业演出。如果说桂青兰是这出天津拆迁戏剧中的一个小角色,那么,戴相龙,就当之无愧的可称之为这出拆迁大戏的总导演。

  《商务周刊》记者在天津采访,提起市长戴相龙,被问及的人通常都是眼睛一亮。桂青兰也不例外,“戴市长?一个有能耐的人,从中央下来的,很会搞钱。”

  与桂青兰一样,在更多的天津人眼里,戴相龙同样既模糊又真实。虽然在成千上万的拆迁人流中,有人颠沛流离不知所以,但更多的人欢天喜地乔迁新居;虽然有人说他不惜财力大搞政绩工程,但更多的天津人称他是已经沉睡了太久的天津的“救星”、“财神爷”。

  在2003年年初,戴相龙在天津的一场音乐会上首次以市长身份露面时,市民报以近10分钟的热烈掌声。很多人都说:“天津解放55年,好容易盼来了个特能搞钱的好市长,希望今年发展的步子更大些。”

  在天津南开区一位政府官员眼中,这是一个“务实、低调而又略带神秘”的戴相龙:“他不同于前几任市长,比较低调,除了在政府、人大会议上,很少见到他抛头露面出来讲话,他在政府日常会议上的讲话,电视报纸报道也很少,寥寥几语。”

  一位常在政界走动的天津市人代会列席代表表示,戴“很有个人魅力”:“初步印象市民、各界对他的期望值很高,戴做完政府工作报告,台下掌声经久不息,就像起哄一样。掌声接连有几起,很多人嘴里还发出‘噢、噢’兴奋的呼喊声。”

  而在天津本地一位经济学者看来,戴相龙是一位出色的“金融市长”:“‘财神爷’是民众的说法,央行行长并非是一个直接掌握资金的职位,但戴的到来的确弥补了前几任市长在融资、资本运作上的不足。”

  2003年,戴相龙执政头一年,天津确实呈现了快速增长的良好势头,GDP完成2386.94亿元,比上年增长14.5%,人均GDP达到25874元,折合3126美元,都超额完成了年初戴相龙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展望:GDP增长11.5%以上,人均达到3000美元。

  这位前任央行行长的到来,确实给发展相对缓慢的天津注射了一针强心剂。2004年正是天津建埠600周年。这个有着600年积淀的古老商埠,100年前与上海齐名的中国北方的金融中心,建国以后开始向工业城市转变,变成北方最大的经济中心和工业城市,一直到1980年代,天津在经济实力和工业产值方面都仅次于上海而居全国第二。进入1990年代后,天津虽还保持了12.2%的增长速度,但在全国大城市中的经济地位却不断下降——1990年代初天津率先被广州超过,1990年代末又被深圳超过,2002年再落后于苏南明星苏州,GDP全国排第6,紧随其后的无锡、杭州、宁波也在虎视眈眈。并不宽裕的财政状况同样让城市建设捉襟见肘,市区公共基础设施功能落伍,日趋老化,天津更被奚落为“全国最大的县城”。

  面对着一个个正在崛起的城市新贵,作为曾经雄踞北方的工商大埠,天津多少有些步履沉重。在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周立群教授看来,天津正在酝酿着一次跨越式发展的机遇。他的看法是,只有在经历了长期的积累、积聚效应后,一个地区经济才会出现跨越式发展。而跨越式发展条件的成熟,可能是基于某一个突发性的事件,而在这个事件背后,不可或缺的是一个突发性人物——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

  戴相龙会给疲惫的天津装上新的动力助推器吗?而这无疑是1000万天津人民所共同关注和期待的。“突发性人物有了,但似乎突发性的事件还没有酿成。”在周立群看来,“应该是戴突然做出了一个很大的动作,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争议应该是全国性的,有赞成派,有反对派,甚至震动中央高层。这个时候,天津极有可能会出现一种跨越。”

  巨大的争议,其实就快来了。

  戴相龙的花钱方案

  7000亿的投资,对绝大多数市长来说,这几乎是“不可完成”的任务,但戴相龙就敢于开口

  2002年12月28日,戴相龙调任天津市委副书记、代市长。这位前任央行行长由此踏上了天津执政之路。

  恰在此时,天津市召开了市委八届三次会议,天津市正式提出“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一步,到2003年年底,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00美元,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要经济指标;第二步,提前3到4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比2000年翻一番;第三步,到2010年,天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000美元,把天津建设成为现代化国际港口大都市和我国北方重要的经济中心,成为全国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地区之一。

  这个宏伟蓝图,不管有没有经过严格的科学论证,对初来乍到的戴来说,都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挑战。他曾对记者说,在2002年年底中央就工作调动与他谈过话后,他就开始四处查找资料,研究天津,“认真学习了市委八届三次会议所有文件,特别是反复地学习了市委书记张立昌同志在八届三次会议上的讲话,看了十几遍”。

  戴相龙这一届的5年任期恰好处于“三步走”的头两步,他面对的是一组生硬的指标:到2007年,天津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280亿元、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达到1628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8740元。而在此之前,他还必须完成从一个央行行长到直辖市市长的转型。

  整理戴相龙施政一年来的政策走向,其对于如何加快天津经济快速发展的思路已经趋于成熟——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力度,加大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投资。和中国其他热衷于搞城建开发的市长一样,戴相龙将固定资产投资和城市基础建设作为未来几年天津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动力。

  从某种意义上,戴的思路与天津市委大力推进的“五大战略”一脉相承。而“五大战略”又被分解为综合开发海河,做大做强金融、地产等服务业,建设面向世界的制造业基地,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塑造国际大都市等八项重点工作。

  以交通投入为例,天津市政府计划到2010年前解决“大交通”。为此,除了修建71公里的外环线,天津未来几年要花173亿在外环内建“2环2横2纵2条射线”共145公里快速路。此外,还要投资300亿修建3条地铁。

  海河两岸综合开发是“五大战略”之首,天津市海河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向《商务周刊》提供的资料显示,中海河开发总体规划为三部分,海河上游全长20公里,腹地面积42平方公里,将主要体现亲水的国际化大都市形象,建设以公共设施为核心内容的滨河服务型经济带、文化带和景观带;海河中游,全长18公里,腹地面积120平方公里,规划为以高新技术为主的都市性工业区和生态风景旅游区;海河下游至入海口,全长34公里,腹地面积150平方公里,将建成港口贸易经济区。官方的说法是,到2010年,海河区域综合开发总投资将达1050亿元,其中,上游区域520亿元,中游区域180亿元,下游区域350亿元。

  为了实现这些城市建设的宏伟蓝图,戴相龙为天津制订了数额巨大的固定资产投资计划。2003年的固定资产投资超过1000亿元,其后5年每年固定资产投资都将增长20%左右,5年总投资将超过7000亿元。

  一座城市一年固定资产投资1000多亿元,5年超7000亿元,这是什么概念?落实到城乡合计1000万人口的天津头上,就是每年人均投资超过1万元,5年累计超过7万元。如此砸钱规模,在中国历史上大概只有上海能与之媲美。上海自从1990年代初开发浦东新区以来,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一直位居全国前列,至2002年突破2000亿元,达到2158.4亿元。

  但是,按照发展经济学的观点,一个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主要用于城市基础建设,通常需要当地的经济实力和财政实力作为后盾,否则,如果超越自身实力搞大规模建设,或者是“洋跃进”而不能持续,或是由于借入外债过多无力偿还而陷入“拉美债务危机”,存在陷入若干年经济一蹶不振的危险。即使是得天独厚的上海,在巨大的投资规模背后,毕竟也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财政收益——2002年上海GDP为5408.8亿元,财政收入2202.3亿元,大于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而相比较而言,2002年天津GDP2022.6亿元,财政收入只有375.8亿元,2003年天津GDP2386.94亿元,财政收入451.74亿元,只及当年固定资产投资的43%。

  很显然,天津这个并不丰厚的家底,并不足以支撑5年7000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天津通过巨额固定资产投资来拉动经济的想法,与自身经济实力和财政实力不足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要填补这个资本上的巨大落差,可能是很多人不敢想象,也几乎是“不可完成”的任务。戴相龙如何敢于狮子大开口?

  银行资金鼎力来助

  借助全国性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支持天津固定资产投资,是戴相龙解决巨额固定资产投资缺口的思路。除了中国银行之外的三大国有商业银行,再加上国家开发银行,短短半年的时间内,四大银行就合计为这座城市提供了总额达1100亿元的银行信贷

  面对这样一个融资难局,换任何一个人都会头痛不已,但摆在一个前任央行行长面前,似乎并不是什么难题。

  事实上,2003年,戴相龙执政的第一年,就用事实证明了自己这方面的超凡能力。他2004年1月12日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显示,2003年天津市固定资产投资达到1046.7亿元,同比增长29%。其中,城市基础设施投资额263.7亿元,增长34.2%;房地产投资211.4亿元,增长20.2%;工业投资382.5亿元,增长23.5%。

  让我们看看2003年用于天津城市建设开发的这1000多亿是怎么来的:

  2003年2月9日,天津市政府和中国建设银行签订了金融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建行将向天津市一批重点建设项目提供金融服务和信贷支持。建行天津分行与天津市建设投资公司签订银企合作协议,决定向海河沿岸危陋平房改造等4个项目总计授信136亿元。其中,建行向海河沿岸危陋平房改造项目提供授信额度100亿元。同时,对塘沽区及塘沽海洋高新技术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津晋高速公路天津东段项目、西北半环快速路系统道路桥梁及相关配套项目提供授信额度共36亿元。

  3月27日,国家开发银行同天津市签署合作协议。根据签订的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将向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天津地下铁道总公司和滨海快速交通发展有限公司分别提供50亿元、31亿元和30亿元的长期贷款,分别用于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天津地铁一号线和津滨轻轨建设。

  4月18日,中国工商银行天津市分行分别与天津港务局、天津港保税区投资有限公司、天津滨海快速交通发展有限公司、天津塘沽区滩涂开发工程筹备处、天津市人民政府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配套办公室及天津市市政工程局签署协议,根据协议规定,工行将向天津港务局港口建设、天津空港物流加工区建设等6个项目授信230亿元人民币。其中,天津工行向天津港务局港口建设项目涵盖10大基础项目授信100亿元;向天津空港物流加工区(一期)基础设施项目授信30亿元;向滨海新区快速轨道交通项目授信20亿元;向天津临港工业区滩涂开发工程项目授信30亿元;向天津市配套办城市管网项目授信10亿元;向天津市市政工程局授信40亿元人民币,用于天津高速公路项目的建设。

  6月6日,国家开发银行再出大手笔支持天津。国家开发银行天津市分行与天津市土地整理中心签订贷款合同。合同规定,开发银行向天津市城市快速路工程、地铁工程、海河两岸综合开发、城市绿化环境建设、土地资源开发整理工程等项目提供500亿元贷款。

  8月29日,天津市政府与中国农业银行在津签署《农村城镇化建设暨“绿色家园”贷款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在未来3年内,农行将投入150亿元资金用于天津市农村城镇化建设。

  除了中国银行之外的三大国有商业银行,再加上国家开放银行,短短半年的时间内,四大银行就合计为一座城市提供了总额达1100亿元的银行信贷。

  戴相龙不愿意强调个人作用,他只是说,银行业看中的是天津的发展前景和商业机会,但他也承认与银行业关系熟络是促成这次贷款的一个方面。这从签约仪式上,建行行长张恩照、工行行长姜建清、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姚中民、农行副行长杨明生等诸多银行高官都前来捧场便可窥一斑。到天津与天津市政府签署贷款合作协议的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杨明生,见到戴相龙还是一口一个“戴行长”,因为在戴相龙担任农行副行长期间,杨明生是当时的工商信贷部主任。

  事实上,借助全国性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支持天津固定资产投资,确实是戴相龙解决巨额固定资产投资缺口的思路。曾经长期担任央行行长的戴相龙,对于金融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自然认识得十分深刻。财政没有钱搞城市基础建设,自然需要借助外部资金的力量;而吸引外资和民间资本投入恐怕非一日之功,成规模的投资,银行信贷资金是再好不过的选择。

  戴相龙到天津工作不久,就提出了把天津建设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的发展目标——虽然此前上海、深圳、北京乃至大连都有类似自诩或雄心。戴的方案是成立天津市政府金融办公室,积极发展各类金融机构,引进外资金融机构,争取开展离岸银行业务,筹建滨海发展银行,组建一批非银行金融机构。2003年12月12日,戴相龙亲自出席花旗银行天津分行开业庆典。

  为建设金融中心,天津市还选定了3条“金融街”。首先是有79家中外金融机构入驻的河西区友谊路,这条街最终发展目标是打造成为“全国乃至国际金融中心”,从而建成天津的“华尔街”。此外,另外两个金融街也在加紧建设之中:开发区“滨海金融街”把自己定位在“天津的曼哈顿”,而和平区解放北路作为天津最古老的金融街,也被计划“鸳梦重温”。

  在吸引金融机构进驻天津的同时,戴相龙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了现有的金融机构,尤其是四大国有银行的身上。戴相龙从1995年起一直担任央行行长,在金融界具有广博的人脉和深厚的影响力,这是其他地方领导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这一优势可以转化为巨大的银行信贷资金支持。

  在几次讲话中,戴相龙通过信贷资金来支持天津“三步走”战略和固定资产投资的意图十分明确。2003年2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2003年工作会议召开,戴相龙出席会议并讲话。戴相龙希望人行天津分行和金融界进一步改进金融服务,更好地支持天津市的经济发展。他提出,要继续认真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合理引导贷款投向,更加突出地体现金融在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引导商业银行加快信贷结构调整步伐,扩大贷款规模。加大对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信贷支持。

  3月23日,在南开大学主办的“发展金融市场、振兴天津经济”高层论坛上,戴相龙明确表示,天津实施“三步走”发展战略,对金融业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他说,2003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将达到1000亿元,5年内累计投资接近7000亿元,筹集巨额建设资金是当务之急。筹集巨额建设资金,关键要深化金融改革,吸纳各种资金,盘活各种资产,使资金运作活起来。

  5月29日,天津市召开金融工作座谈会,戴相龙讲话强调,金融机构要加大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各金融机构要结合自身特点和优势,加紧制订业务发展规划,服务全市经济发展大局。

  戴相龙几乎是逐个地给各金融机构“分配任务”:农村信用社要大力发展小额信用贷款;农业银行要在农业产业化、郊区工业化和郊区城市化中发挥重要作用;工商银行要在大力支持工业技术改造企业重组和发展现代加工制造业基地中发挥主力作用;中国银行要发挥海外分支机构的作用,为扩大招商引资服务;国家开发银行和建设银行要大力支持市政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各类股份制商业银行要增加对个体私营经济贷款;信托投资公司和证券公司要发挥专家理财作用,发展委托投资,参与中小企业重组,使更多社会资金转化为工商企业的资本。

  在戴相龙的号召下,几家国有大银行纷纷响应。短短一年的时间,戴相龙的“金融攻关计划”已是两足并举,一方面,国务院已经批准了在天津筹建渤海银行的方案,北方产权交易中心也在积极筹备建立之中。而另一方面,1100亿元的固定资产贷款初步打通了银行融资渠道。

  借金融经营城市的风险

  《商务周刊》在采访中发现,相当多的天津本地官员、学者对于潜在债务、金融风险评估都有些不以为然:“国家的钱,不花白不花,还不上也没关系,把质押的地拿走,反正天津有的是地。”这样的观点存在于很多人的脑袋中

  天津市政府试图以巨额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城市基础建设,来驱动未来几年天津经济发展,在现有经济水平和财政无法支撑这一超常规投资速度的情况下,担任过央行行长的市长戴相龙的办法轻车熟路:向银行申请巨额市政设施建设贷款。

  但通常来说,固定资产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周期长,回收慢,并且很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是为经济的整体发展奠定基础,本身并不能产生很好的效益。经济学家吴敬琏2003年多次警告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效率一直处于非常低的水平。俗话说“好借难还”,巨额的银行信贷资金支持了天津的基础设施建设,那么将来靠什么来偿还?

  从戴相龙的政府工作报告和一些讲话中可以看出,整个天津的发展是靠“经营城市”的理念,即通过土地升值来偿还银行信贷资金。戴相龙表示,以土地和土地收益权作抵押,发放长期贷款,支持市政建设,既可以降低贷款风险,也有利于发挥银行在开发潜在资源、完善城市功能、带动相关产业综合发展中的作用。

  在对天津一些区县调研视察之中,戴相龙多次提出“经营城市”的想法。戴的核心思路是,要求各区县要在政府指导下成立市场化经营机构,进行路、桥、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开发出高质量的土地,吸引开发商投资。要充分运用各种社会资金,特别是用好银行贷款,解决城镇建设的资金来源问题。

  以2003年6月6日国家开发银行给天津提供的第二笔500亿元贷款为例,贷款方是天津市土地整理中心,500亿贷款用于对天津市中心城区及毗邻中心城区外环线外侧可改造的土地进行收购、整理、储备、出让,并对与土地开发配套的城市快速路、海河两岸综合开发、城市绿化、地铁建设等项目进行投资建设。合同称,天津市土地整理中心用土地开发出让的收益偿还贷款本息。

  “注意,这不再是单纯的炒地皮、卖地,或者单单是把土地租赁给地产商,天津是在用自己土地未来15年的价值增值来做担保。”天津社科院经济预测研究所所长卢卫显然认同戴相龙“经营城市”的理念。在他看来,引入金融资本经营城市的模式,政府把城市土地、一部分房屋、固定资产作为国有资本来经营、盘活,以之向银行抵押,以获得更多融资担保进行固定资产投资,“这将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是最有效率的资本运作手段。”

  但引起一些观察家担心的是,天津似乎把所有的希望都押在土地升值这个宝上。一位金融专家忧虑地指出,“经营城市”的精髓所在就是大笔资金包括银行信贷注入,土地和房地产大幅升值,政府和地产商、商业机构因而获益。在天津,小到地产商开发房地产项目,大到某些地区的开发区建设似乎都在通过这种方式来操作,而这其中隐藏着房地产泡沫以及巨大的信贷危险。

  以天津市政府和中国建设银行签订的银政合作协议为例,海河沿岸危改项目总投资117亿元,建行贷款就占100亿元;塘沽及海洋高新技术区项目总投资22亿元,其中建行贷款15亿元;西北半环道桥工程项目总投资16.37亿元,其中建行贷款10亿元。这意味着,这些项目60%—90%的投资依赖于建行贷款。

  那么,天津土地升值是否足以偿还数以千亿计的银行贷款本金和利息?如果单从2003年这第一年看,情况对天津并不乐观。2003年,天津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了29%,其中房地产投资增长了20.2%,但2003年天津市虽因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加大了危旧房屋的拆迁力度,形成了大批居民对各类房屋的刚性需求,房屋销售价格却仅比上年上涨4.1%。

  当然,天津的新的宏伟蓝图才刚刚展开,巨额投资刚刚到位,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数千亿元如此集中地砸到一个天津,天津肯定将受益匪浅,未来大为可期。2003年以来,天津部分土地成交价格攀新高,有的拍卖价格甚至高出起拍价几倍,从而促使房价提高,大批房地产开发商把目光投向了这座离北京只有100公里并越发欣欣向荣的城市。

  但仅以目前一年期贷款为例,现行基准利率为5.31%,自今年1月1日起贷款利率可以在0.9倍到1.7倍之间浮动,则利率区间为4.78%-9.03%,再加上法定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今年内持续上调已成大势所趋。天津所面临的问题是,贷款拿得容易,但土地升值的收益能不能按时支付沉重的利息,何时能够还清巨额贷款?

  事实上,人们对于早前1990年代发生的海南、北海房地产泡沫依然有着噩梦般的记忆。也许,担心海南和北海的一幕在天津重现多少有些杞人忧天,但如果一旦经济形势有变,银行资本大量沉淀,巨额不良贷款的严重后果,将是政府、银行甚至包括地产商们所不能承受的。

  据悉,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正在进行一个有关天津市政府固定资产投资的课题研究,其所关注的问题即是,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的投资效益与投资风险问题;投资方向与投资结构问题;金融投资对产业升级的投资拉动作用究竟有多大。然而,确实很难有一个精确的数理模型,能够计算出7000亿的固定资产投资能够对经济产生多大的拉动作用,而数千亿的巨额贷款的资金会否成为呆坏账也一样难于计算和辨析。

  《商务周刊》在采访中发现,相当多的天津本地官员、学者对于潜在债务、金融风险评估都有些不以为然:“国家的钱,不花白不花,还不上也没关系,把质押的地拿走,反正天津有的是地。”这样的观点存在于很多人的脑袋中。事实上,由于天津绝大部分固定资产投资属于银行贷款,几乎所有的坏账和逃废债务的风险实际上都是由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这样的国有银行所承担。

  但为什么银行敢于承担这样的风险?向天津市提供信贷的国有银行——工行、农行、建行和国家开发银行的有关领导都强调,看好天津的未来发展。不过,另一个无须言表的原因是,由于他们提供的全部是长期贷款,在中短期内看不到信贷风险,因此这些贷款都可以被列为优质——既放大了贷款总额,在几年来又不会计为坏账,在以不良贷款率作为银行和银行领导任内主要业绩考核标准的今天,这样为人为己都只有好处的双赢贷款自然广受欢迎——虽然它从长期看,至少对于银行本身并不见得那么鲜美。

  2004年1月30日,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全国审计工作会议上表示,去年的金融审计发现了3个主要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一些地方政府超越自身还贷能力,向银行申请巨额市政设施建设贷款。

  此前,央行2003年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报告已经发出警告,在保证经济增长对货币信贷的合理需求之下,要防止贷款投放过多,助长低水平重复建设,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农行总行的一位处长对于农行的150亿元表示了担忧,他担心这笔钱很可能会打了水漂。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惟一没有向天津提供巨额基础设施建设贷款的中国银行的一位人士告诉记者,对于北京建设奥运项目需要的信贷支持,中国银行义无反顾,因为这类贷款有北京市雄厚的财政实力作支持,在天津,财政实力不足以支持巨额的基础设施建设贷款,这种贷款的风险系数较大。

  在戴相龙任央行行长时主编的《领导干部金融知识读本(修订本)》中,对于中国金融风险的成因分析中,指出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经济建设中盲目上项目、铺摊子,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效益低下,再加上一度出现的房地产热、开发区热,造成大量不良信贷资产,其中相当部分变成呆账、坏账,无法收回,这些损失都体现在银行的现有资产中。

  事实上,国务院已经注意到当前的投资规模偏大,部分行业和地区重复建设严重的问题。在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国务院提出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加大对某些盲目投资、低水平扩张行业的调控力度。采取经济、法律手段为主的综合措施,严格市场准入、严格控制用地、严格项目审贷。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务院会议讨论的五大问题中,抑制局部地区和行业出现的投资盲目问题,处于第一位,显示国务院对当前经济中的局部投资过热的重视程度在提高。

  然而,中央政府和银行监管当局的担忧,并没有阻止住去年以来“银政合作”又成为一种新的动向。分析人士认为,新出现的“银政合作”很多情况下并非政府在唱主角,而是银行在主动向政府示好,其宗旨是为扩大银行和政府合作的空间,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银监会的一个官员提醒说,这种合作应该有个度的把握,过度的合作就会产生一些弊端。一般来说,财政侧重于加快经济发展和改善社会福利,对投资增加有强烈的冲动,如没有强有力的约束手段,将导致财政赤字或通货膨胀。银政合作如果偏离方向,也可能导致道德风险,强化银行对政府政策的依存度,把对地方政府的支持演化成为一种政治博弈和交易行为。近年来,银行行长到政府任职现象有加速的趋势。

  同时,在银政合作协议中,一般有诸如“政府对银行的还本付息负有连带责任”的约定,这些约定具有与政府担保相同的效力,而银行与政府是在明知不符合《担保法》规定的情况下签订的协议。政府“担保”面临的法律风险也是现实存在的。

  央行行长与地方大员

  央行行长调任地方大员后,缘何大搞金融风险较大的银政合作?经济学家的理解是,“屁股决定脑袋”,“在其位,谋其政”:戴在担任央行行长期间,会从中央、全局出发,会注意控制不良贷款和改进银行的绩效;而一旦调任天津后,维护地方政府的利益可能会成为他的第一选择

  自1995年以来,戴相龙担任了7年多的央行行长。7年多来,不管是1998年为四大银行注资2700亿元补充资本金,还是1999年成立4家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四大银行14000亿元不良贷款;不管是开始对信托业的第5次清理整顿“推倒重来”,还是对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等中小金融机构的清理整顿,戴相龙为防范金融风险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工作对于中国没有遭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功不可没。对于戴相龙在防范金融风险方面所作的工作,朱基曾经亲口嘉许。

  戴相龙调任天津市市长一职一年多以来,1000多亿元人民币的资金涌入天津,戴因此深受天津市民的拥护,并确实给天津带来非常明显的希望。

  央行有关人士告诉记者,戴相龙担任央行行长的时候,央行出于防范金融风险的考虑,反对银行向地方政府提供贷款授信这种所谓的“银政合作”。但是在担任天津市市长不久,戴相龙的思路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银政合作”就在天津上演,并且是在他的积极推动下展开的。

  分析人士指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形,是因为从央行行长到地方大员之后,戴相龙所关注的目标已经发生了变化,以前关注的是防范金融风险,保持金融稳定,如今关注的是地方的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从中央到地方关心的大事。不过,从2003年的形势看,中央与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侧重点的关注,存在着不小的分歧,甚至是对立。今年央行、发改委出台的多项政策,显示了中央对局部领域投资过热的关注,以及对整体经济是否过热的担心。简单而言,中央关注的是整体经济的风险问题。这一点与过去有所不同。但在一些地方政府,最关注的问题仍一如既往,是做大地方经济总量、提高经济增长率的问题,虽然对经济增长质量有所关注,但重心不变。

  对于中央有关宏观调控的政策,地方官员也明显有自己的理解,他们强调了中央与地方政府在看待问题时的不同。换句话说,地方官员对于如何理解中央政策,完全是有意识的。地方与中央的差距在于,地方关注的是谋发展,中央关注的是控制风险。这就形成了目前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一种特殊格局。而戴相龙所在的天津似乎也包容在这个格局之内。这种基本格局也是导致戴相龙“天津新政”的原因所在。

  “这是典型的‘屁股决定脑袋’。”美国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陈志武在看过本文初稿后表示担心,“这是很滑稽的——这一边人们在谈论怎样控制不良贷款和改进银行的绩效,另一边数以千亿的巨额贷款对这几家银行来说都有可能变成不良贷款。”

  在陈志武看来,作为天津市市长的戴相龙,“在其位,谋其政”,担任央行行长期间,会从中央、全局出发,会注意控制不良贷款和改进银行的绩效;而一俟调任天津后,维护地方政府的利益可能会成为他的第一选择,这无可厚非。“这时候你不能希望他继续用央行行长的角度,来看待天津的银证合作和巨额投资贷款带给中国银行业的风险。”但陈志武激烈批评了几家国有银行的有关领导,“全国性的资源被用来支持这类带来巨大长期风险的投资努力,是公开制造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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