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大规模的国企出现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上世纪30年代至今，欧洲共经历了三次国有化和三次私有化浪潮。上世纪80年代是法国国有化程度最高的时期，2000名员工规模以上企业几乎都是国企，全国有4300多家国企，营业额占全国40%。在德国，目前国企仍占全国企业总数一成左右;在意大利，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大多属于“直接国有”或“间接国有”企业范畴。有美国学者写道，西欧资本主义“变质”，很少有人意识到欧洲多国政府已在50个最大公司中的一半拥有直接控股权，许多人熟悉的公司，如雷诺汽车公司、英国石油公司、瑞典钢铁公司，政府都是唯一或最大的持股者。

　　在欧洲，许多学者认为，由于涉及国计民生的行业存在自然垄断，供应商可以通过提高收费标准来赚取高额利润。在此情况下，就有必要建立国有企业，并对其进行严格监管。自1982年起，法国国铁从半私有的公司转为国有，法国铁路此后取得迅速发展，成为欧洲高铁线路最长的国家，法国国铁用从票价较高的高铁中获取的利润，来“内部补贴”发展普通线路。英国铁路部门1997年完成私有化，但其后5年，不仅铁路票价连年上升，而且接连发生13起严重事故，共导致59人死亡，数百人受伤。许多人认为这是私有化导致的企业注重短期利益、长期投资不足，管理不善造成的。2003年，英国政府决定由有政府背景的“铁路网”公司从私营承包者手中收回所有铁路维护权。

　　长期以来，美国垄断了大型客机制造业，欧洲企业虽然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但财力有限，市场有限。为打破美国企业的垄断，欧洲多国政府用参股等形式共同进行“空中客车”系列产品的研制和生产。

　　在上世纪的私有化浪潮中，日本也将大量国企私有化。日本电力、交通等行业，私营企业成为主体。东京电力公司就是世界最大的私营核电公司。但在去年3月的大地震中，隶属于东京电力的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泄漏事故造成当地损失惨重，赔偿总额大大超过东京电力的承受能力，日本政府最后只能注资1万亿日元将其国有化，负责承担全部赔偿。因此在大地震后，日本掀起了一场对私有化的批判风潮。一些日本媒体称，东电追求高额利润，根本没有花心思去维护安全系统，这才导致这场灾难。幸亏政府将债务全部承担下来，否则由此导致社会动荡的局面简直难以想像。《日本经济新闻》呼吁，在关系到国家发展命运的行业不应让私人资本全部掌握。私人资本是以追逐利润为唯一目标，一旦破产，债务将不了了之。而国家运营会以公共利益为目标，企业风险会低很多。

　　日本“官民合作”保社会稳定

　　在亚洲，日本、韩国在战后经济迅速追赶美欧，国企为其经济的崛起立下过“汗马功劳”。在韩国，除了政策性银行及作为准国家机构的中小企业振兴公团、资产管理公团、韩国能源管理工团外，还有大量国家投资或控股的实体企业，如韩国电力公社、韩国道路公社、韩国铁路公社、韩国航空公社等。从上世纪60年代起，随着韩国政府推行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在私营企业规模偏小的情况下，由政府出面设立了很多公营企业，并在韩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1963年韩国经济中公共企业所占份额为6.98%，上世纪70年代则维持在9%左右，1989年则上升为11.9%。

　　为了打破国企的垄断，提高国企的效率，韩国曾经进行大规模国企私有化，曾将电信市场完全民营化。不过，随着韩国电信市场完全私有化，虽然市场竞争加剧，但民众的通信费却猛涨，在经合组织OECD中仅次于墨西哥。《韩民族新闻》抱怨说，随着民营化的推进，有关民生的价格猛涨，以通信费为例，即使总统出来要求通信企业降价也不好使。

　　日本政治经济学者田村昭彦16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二战后日本私营企业根本无力与外国竞争，因此国企当时成了“日本先进科技和生产力”的代表，让日本把有限的资源最大限度利用起来。日本很多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公路、机场等都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摊费用建设好并运营起来。不过后来日本国企出现了机构臃肿、巨额赤字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日本政府开始部分出售国有企业的股份等，但“官民合作”的形式被沿用至今，是维系日本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如果全面、迅速私有化，日本经济肯定是一颗随时爆炸的炸弹，国家命脉可能被别国掌控。田村认为，国企和私企各有长处，应当将国企和私企各自长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