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阚宝春、李治国在内的高级蓝领工人的引进，上海市更是开全国先河——以直接解决户口的方式引入，时至今日，“别说带的徒弟了，现在徒弟带的徒弟都有了。”阚宝春说。

　　“以前是一重(二代改进型核电装备)能做，现在上海也能做了，这是因为国家的重视，AP1000的设备中国人也能做。”中国工程院院士，秦山核电站二期总设计师叶奇臻对本报记者说。

　　外部正效应背后

　　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耗资数十亿元，去研发国外已有的高端设备制造技术，同时又将面对着无法批量生产的市场，比之省时又省力，向国外直接购买高端设备的做法，上重的“士兵突击”究竟值不值?

　　“中国核电诸多设备，均受到先进的核电技术国家的控制，国外永远拒绝关键技术的出售。”中国核工业第一、第二国际核工程指挥部设计总工程师胥胜利对本报记者说。

　　“如果设备要进口，那么时间上就不由你，日本在锻造方面比中国先进，在福岛事故前，要跟他们订货很难，而且订单往往延迟。”薛新民表示，实现国产化的意义，不仅打破了中国对国外的依赖，同时也大大降低了核电建设成本。

　　当下游产业因打破国际垄断而获益之时，对于高端制造产业，遭遇的却是一个外部正效应悖论，凌进对本报记者讲起了一个轮船曲轴的例子。

　　2005年1月31日，上重成功下线了中国第一根船用曲轴。“我们曲轴下线前，国际上的曲轴企业，通过曲轴控制柴油机，通过柴油机控制船舶制造，我们国家造多少船，要看国外给你多少根曲轴，一根曲轴一台柴油机。曲轴的价格，基本以每年7%的速度上涨。”凌进说。

　　“当我们造成第一根船用曲轴，我们便改变了市场，到了2008年以后，曲轴价格大跳水，加上人民币升值的汇率因素，现在船用曲轴的价格只相当于当时的三分之一。”凌进说，“如果没有曲轴的国产化，也就没有上重后来的大规模改造，更没有中国船舶如今世界第一的位置。”

　　“高端制造企业自己呢?”“很尴尬。”凌进说。

　　凌进所说的尴尬，是指高端制造企业耗时耗力通过自主研发，可以将国家某个产业的水平提升到国际高度，但是研发成本的收回，“虽然研发初期，按照当时价格形成批量生产，三五年就可收回成本，但出来后价格下行，适应市场的能力有限，这也是中国基础制造业的困难。”

　　放眼至比船用曲轴更艰难的核电设备制造业，更是如此。

　　对于上重，尽管目前在AP1000基础上，已开始研发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更先进更大功率的CAP1400核电锻件设备，但“我们担心如果经济继续滑坡，没有后续项目和研发项目支撑，未来仍可能面临着技术与人才断层、断档的风险。”凌进说。

　　这也与中国核电设备制造企业所处市场环境有关。国家核电技术公司专家委员会专家汤紫德对本报记者表示，中国核电设备技术的进展一直处于时好时坏、断断续续的状态。一直以来，中国很多核电设备企业轻视与相关冶炼企业的合作。

　　而人才待遇，凌进透露，“在核电厂、核设计院等整个核工业产业链中，制造企业尤其锻件制造企业处于低端、人才更易流失。”

　　胥胜利对此指出，中国核电技术在设备方面总体的突破尚需加强，因为中国缺人才。这方面的收入和国外相比差距太大，从而导致人才流失。

　　比之中国核电同时起步的韩国核电制造，“韩国核电走出国门，在国际市场取得成功，其经验可为我国所借鉴。”薛新民说。韩国核电之所以得到快速的发展，得益于韩国“制定和不断完善核能发展战略，培育核能作为战略出口产业”。

　　韩国的核能发展战略，其核心包括两点：一，将核能作为国内电力生产的一个主要能源，以增强稳定的能源供应;二，培育核能作为战略出口产业，通过核技术的进步和自主创新，获取国际竞争能力，打入国际市场。

　　而当韩国从完全进口核电设备阶段过渡至自建六台机组，国内投资核电比例不断扩大阶段，为了统一堆型，上世纪80年代中期，韩国核电产业界开始推行核电厂的标准化设计 。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韩国又开发出增强的核电设备，改进了许多部件的设计，提高了电厂的安全性和经济竞争力，优化了电厂布局，减少了投资成本。很快，韩国以加快国产化为目的，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核电国产化。

　　薛新民强调，韩国核电厂建设取得成功与政府的正确决策分不开。徐銤则说：“中国人聪明得很，只要国家重视，大家就去做，而且能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