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中联公司也成为当时整个行业中坚持研发和独立自主的企业。一直到2006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在中联重科考察时还嘱咐说，“这么好的效益、这么好的机制、这么好的管理”，“无论如何不能被外国人给买去”。

　　龙国键说，由于保持了独立的科研基础，“企业和外国人讨价还价的时候能说明白”。

　　比如在国际标准化组织起重机技术委员会，中联重科作为中国的行业代表，参与了90多项国际标准的投票，有30余条意见被采纳。

　　龙国键记忆犹新的是：刚开始参加这个委员会时，外国代表认为中方发言中的数据剽窃了他们的资料，因为“中国一直是低端制造，不可能有这种能力”。

　　2012年夏天，这个委员会的秘书处干脆从英国搬到了中联重科。

　　“工程机械业是中国装备制造工业里的排头兵。”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杨学桐认为，承担此类秘书处工作，将能获得更多国际对话的主动权，“使我国有更多的标准提案上升为国际标准，推动我国装备制造工业的发展。”而在国际贸易摩擦日益增多的背景下，标准制定者有着强大的发言权。

　　麻雀危机

　　这是第一个此类工程机械行业国际标准秘书处来到中国。湖南省委书记周强为此致信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长，表达对承担该秘书处工作的强烈意愿。

　　作为新兴“中国工程机械之都”的长沙现有3家工程机械上市公司、27家工程机械规模企业、上百家极具活力的中小配套企业群。

　　而如何保持自己的研发基础，即使对于中联公司这样一个背靠科研院所的企业而言，情况一度也不乐观。

　　中联重科刚刚起步时，整个国家的工程机械科研体系正面临着崩溃危险。在东北，一家研究所30至40岁之间的科研人员几乎全部停薪留职或辞职离开。

　　“都说孔雀东南飞，我们这连麻雀也走了。”龙国键回忆说，研究院和中联公司的清洁员、烧锅炉师傅也跑到南方打工。

　　要留住人，中联公司必须拿出实实在在的“好处”给大家，这贯穿日后中联改制的始终。

　　比如当时一个内部改造计划是，研究院全体400多人内退，重新竞聘上岗。这既能够实现新的分配制度，又能够打破论资排辈的制约。

　　而之前，中联也曾尝试上市未果，一直到2000年才成功。

　　经过这些“折腾”，龙国键说，人员流失问题得到了解决。20年过去，当年被中联挽留住的第一代人都成了真正的企业家。比如，熊焰明，当年30岁出头的年轻工程师，现在是副总裁以及重要的起重机分公司负责人。他说，20年来自己的同事鲜有因为薪酬和发展空间而离开的。这家企业的人员流动率只有5%。

　　龙国键强调，在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自主创新的大背景下，提升领导者的创新素质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