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放缓与资源要素价格上升并存。通常情况下，在经济增长放缓时，由于需求不足，资源要素价格会下降。近年来，全球经济不景气，中长期增长乏力，但石油、煤炭、食品等大宗商品价格高位震荡，甚至逆市而上。全球流动性过多、美元贬值是其原因之一，但也有来自供给方面的冲击，特别是中东、北非持续动荡，逆市推高油价。在国内，因体制不顺，在资源价格上升的同时供给不足;实际工资与“80、90后”新生代劳动力的期望差距较大，劳动力结构性供给不足和就业压力并存，劳动力价格持续攀升。

　　增速回调与企业效益下降并存。有一种观点认为，增速回落，结构和效益将会相应改善，并由此得出“速度慢一点，质量好一点”的判断。但近期和以往较长时期的经验表明，在现有增长模式下，我国企业具有典型的“速度效益型”特征，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速度与规模。在经营方式和盈利模式未能根本转变之前，增速一旦短期内明显回落，企业效益也会相应下滑，并将波及到财政收入和金融资产质量。

　　产业转移加快和部分地区低效扩张并存。近年来，部分产业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呈加快态势，对产业升级、促进中西部发展和增加投资需求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这一过程中，有些地方政府过度介入，层层下达投资和招商指标，低水平过度扩张问题比较突出。随着我国众多工业产品需求峰值逐步临近，对东部增长模式的简单复制，可能潜藏着较大风险。

　　只有正确认识本轮经济增速回调的性质，才能更好地理解目前出现的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也才能更好地判断未来走势。

　　第一，本轮回调是中长期增长潜力下降与多重周期因素叠加的结果。当前的经济增长受到多重因素影响，短期因素有需求变化、库存变化，还有国外大选、国内换届等政治周期因素;中期因素有10年左右的设备投资更新周期等;更重要的是，同时也是更值得关注的，是属于“长周期因素”的特定发展阶段的潜在增长水平。我国经济保持年均10%的高增长已经30多年。根据对国际经验和我国增长潜力的研究，我们认为，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在今后几年下一个台阶的可能性很大，逐步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入中速增长阶段。去年以来，东部发达省市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明显回落，基础设施投资增长放缓，由投资潜力有限导致的金融财政风险显露。今年一季度，这一变动态势仍在延续。这些迹象表明，我国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过程可能已经开始。毋庸置疑，我国经济增长仍有较大的潜力和空间，但由于经济规模快速扩张的基数效应，如果每年的新增量不能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增长速度将出现合乎逻辑的下降。比如，10年前能够支撑10%增长率的新增量，到现在只能支撑3%左右的增长率。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基数效应将会愈加明显。由于多重周期力量和多方面因素相互交织，目前我国经济运行呈现十分复杂的局面。总的来看，下半年我国经济增速有可能回稳，但不太可能回归到过去的高增长水平。

　　第二，供给冲击改变了要素价格趋势。新世纪以来，一些新兴国家进入快速工业化阶段。中国、印度、巴西、印尼、南非、越南等国家，人口规模相当于已经实现工业化国家的两倍多，其工业化进程已经并将继续改变全球重要能源资源的供求格局。以原油为例，2005年以前国际原油价格长期低于40美元/桶，随后大幅攀升，2008年一度超过140美元，目前仍高于100美元。油价涨幅呈倍数增长，而其间美元平均贬值也仅11%左右。从国内看，随着资源环境约束增加、要素市场化推进和劳动力供求格局的转变，能源资源、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进入了较快上升阶段。供给能力缺少足够弹性是客观现象，它不能适应需求的粗放增长，这正是当前需求回调而资源要素价格高企的重要原因。

　　第三，体制障碍扭曲资源配置。我国市场化改革进展并不平衡，部分基础行业和要素领域价格不顺、放开不够、竞争不足的问题依然突出，市场机制难以发挥基础性作用。例如，有的地方发电能力利用不足，有的地方却严重缺电;有的行业债务负担沉重，投融资能力下降，而大量行业外资金难以进入;土地价格偏离均衡水平，一方面，城市商业性地价被一再推高，成为部分地区房价暴涨的主因，另一方面，优惠地价甚至实质上的零地价，成为地方招商引资、争夺投资项目的重要手段。这些问题的存在，在微观上导致资源错配和低效利用，在宏观上则出现了产品或能力供给不足与投资需求不足并存，能源资源和要素价格不合理上涨等现象。

　　总之，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已经呈现出与以往高增长时期大不相同的特征，宏观决策所需要的信息和知识也会超越以往的经验。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表面上看是增长速度的调整，实质上则是经济结构、增长动力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就宏观政策与增长阶段转换的关系而言，宏观政策要顺应增长阶段的转换，特别要防止过度放宽宏观政策而使经济重回以往高增长轨道的倾向。同时要看到，增长阶段转换也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宏观环境，宏观政策也要防止在多重因素作用下短期内增长速度过快下滑。防止上述两种可能性，使经济在与增长阶段转换相适应的轨道上平稳运行，并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转变，应当成为今后较长一个时期宏观政策的重要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