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需求下行与供给不足并存。

　　2010年以来，在总需求下行、经济增长回调的同时，电力短缺问题严重，很多地方拉闸限电，部分工厂出现了“停三开四”现象;煤炭等重要原材料和产品铁路运力紧张的问题在部分地区依然存在;东部地区和部分中部地区在一定程度或一定范围内出现用工荒。在需求下行过程中，既存在普遍的供大于求和产能过剩，也存在某些供给不足和短缺现象。

　　2.流动性充裕与资金成本高企并存。

　　2007年底我国M2存量40.3万亿，今年2月达到89.5万亿，4年间翻了一番多，M2占GDP比重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高。去年四季度以来，货币政策有所放松，银行同业拆借利率走低，市场资金比较充裕。但调查显示，企业融资成本依然很高，很多企业的实际资金利率高达15%以上。企业财务费用和利息支出大幅上升，银行业则凭借高利差和各种收费获取非正常的高利润。如此高成本的资金，超出了实体经济的承受能力，只能流向资金链紧张的领域，或用于投机炒作，这无疑放大杠杆效应，积累着金融风险。

　　3.增长放缓与资源要素价格上升并存。

　　通常情况下，在经济增长放缓时，由于需求不足，资源要素价格会下降。近年来，全球经济不景气，中长期增长乏力，但石油、煤炭、食品等大宗商品价格高位震荡，甚至逆市而上。全球流动性过多、美元贬值是其原因之一，但也有来自供给方面的冲击，特别是中东、北非持续动荡，逆市推高油价。在国内，因体制不顺，在资源价格上升的同时供给不足;实际工资与“80、90后”新生代劳动力的期望差距较大，劳动力结构性供给不足和就业压力并存，劳动力价格持续攀升。

　　4.增速回调与企业效益下降并存。

　　有一种观点认为，增速回落，结构和效益将会相应改善，并由此得出“速度慢一点，质量好一点”的判断。但近期和以往较长时期的经验表明，在现有增长模式下，我国企业具有典型的“速度效益型”特征，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速度与规模。在经营方式和盈利模式未能根本转变之前，增速一旦短期内明显回落，企业效益也会相应下滑，并将波及财政收入和金融资产质量。

　　5.产业转移加快和部分地区低效扩张并存。

　　近年来，部分产业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呈加快态势，对产业升级、促进中西部发展和增加投资需求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这一过程中，有些地方政府过度介入，层层下达投资和招商指标，低水平过度扩张问题比较突出。随着我国众多工业产品需求峰值逐步临近，对东部增长模式的简单复制，可能潜藏着较大风险。

　　只有正确认识本轮经济增速回调的性质，才能更好理解目前出现的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也才能更好判断未来走势。

　　第一，本轮回调是中长期增长潜力下降与多重周期因素叠加的结果。

　　当前的经济增长受到多重因素影响，短期因素有需求变化、库存变化，还有国外大选、国内换届等政治周期因素;中期因素有10年左右的设备投资更新周期等;更重要同时也是更值得关注的，是属于“长周期因素”的特定发展阶段的潜在增长水平。我国经济保持年均10%的高增长已经30多年。根据对国际经验和我国增长潜力的研究，我们认为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有很大可能性在今后几年下一个台阶，逐步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入中速增长阶段。去年以来，东部发达省市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明显回落，基础设施投资增长放缓，由投资潜力有限导致的金融财政风险显露。今年一季度，这一变动态势仍在延续。这些迹象表明，我国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过程可能已经开始。毋庸置疑，我国经济增长仍有较大的潜力和空间，但由于经济规模快速扩张的基数效应，如果每年的新增量不能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增长速度将出现合乎逻辑的下降。比如，十年前能够支撑10%增长率的新增量，到现在只能支撑3%左右的增长率。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基数效应将会愈加明显。由于多重周期力量和多方面因素相互交织，目前我国经济运行呈现十分复杂的局面。总的来看，下半年我国经济增速有可能回稳，但不太可能回归到过去的高增长水平。

　　第二，供给冲击改变了要素价格趋势。

　　新世纪以来，一些新兴国家进入快速工业化阶段。中国、印度、巴西、印尼、南非、越南等国家，人口规模相当于已经实现工业化国家的两倍多，其工业化进程已经并将继续改变全球重要能源资源的供求格局。以原油为例，2005年以前国际原油价格长期低于40美元/桶，随后大幅攀升，2008年一度超过140美元，目前仍高于100美元。油价涨幅呈倍数增长，而其间美元平均贬值也仅11%左右。从国内看，随着资源环境约束增加、要素市场化推进和劳动力供求格局的转变，能源资源、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进入了较快上升阶段。供给能力缺少足够弹性是客观现象，它不能适应需求的粗放增长，这正是当前需求回调而资源要素价格高企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