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体制障碍扭曲资源配置。

　　我国市场化改革进展并不平衡，部分基础行业和要素领域价格不顺、放开不够、竞争不足的问题依然突出，市场机制难以发挥基础性作用。例如，有的地方发电能力利用不足，有的地方却严重缺电;有的行业债务负担沉重，投融资能力下降，而大量行业外资金难以进入;土地价格偏离均衡水平，一方面，城市商业性地价被一再推高，成为部分地区房价暴涨的主因，另一方面，优惠地价甚至实质上的零地价，成为地方招商引资、争夺投资项目的重要手段。这些问题的存在，在微观上导致资源错配和低效利用，在宏观上则出现了产品或能力供给不足与投资需求不足并存，能源资源和要素价格不合理上涨等现象。

　　总之，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已经呈现出与以往高增长时期大不相同的特征，宏观决策所需要的信息和知识也会超越以往的经验。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表面上看是增长速度的调整，实质上则是经济结构、增长动力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就宏观政策与增长阶段转换的关系而言，宏观政策要顺应增长阶段的转换，特别要防止过度放宽宏观政策而使经济重回以往高增长轨道的倾向。

　　同时要看到，增长阶段转换也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宏观环境，宏观政策也要防止在多重因素作用下短期内增长速度过快下滑。防止上述两种可能性，使经济在与增长阶段转换相适应的轨道上平稳运行，并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转变，应当成为今后较长一个时期宏观政策的重要取向。

　　更加重视改革导向的供给政策

　　需求政策基本稳定、适时适度微调，重视改革导向的供给政策，加大结构调整力度

　　今年经济运行中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将大于以往，宏观政策选择也将面临新挑战。应当按照“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保持宏观需求政策的基本稳定，根据情况变化适时适度微调;同时更加重视改革导向的供给政策，加大结构调整力度。

　　供给政策的一个目标，是加快产业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调整，提高政府、企业、市场和社会对新增长阶段的适应性，逐步做到在中速增长环境下“企业可赢利、财政可持续、风险可防范、民生可改善、就业可充分”。

　　另一个目标是以价格、投资“双放开”为突破口，推动基础产业改革，短期内缓解某些领域的供给不足，增加投资需求，并通过强化竞争、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有效减轻通胀压力;中长期则通过转变发展方式，促进基础产业和其他行业的平衡增长。

　　1.货币政策保持稳健。

　　坚持货币政策的事实稳健，并适时适度微调。跟踪外汇占款变动，适时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确保银行流动性平稳。将同业存款纳入存贷比考核，以月为基础考核金融机构的存贷比指标，保证信贷的正常投放。加强对担保、典当、小额信贷公司、信托公司等的监管，规范银行理财业务，避免引发系统性风险和倒逼货币发行。保持汇率基本稳定，并引导汇率双向浮动。

　　2.创造良好的发展预期。

　　受经济增长下行、民营经济发展困难和误言传播等因素影响，社会预期和发展信心受到冲击，由此导致的资本转移、财富转移等问题有所抬头，惜贷和“慎投”现象增加。需要采取必要措施，加大宣传力度，进一步重申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不会变，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不会变，充分尊重和保护产权的法治取向不会变。不断完善宏观调控，给社会营造良好的发展预期，引导市场信心和需求恢复。

　　3.切实推进结构性减税。

　　实行加速折旧，鼓励企业技术设备升级。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财税支持力度;调整完善“营改增”试点方案，切实减少重复征税和降低税负;加快落实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办法，减轻农产品加工企业税收负担;降低生产性服务业的营业税税负水平，促进专业化细分与结构升级;研究建立资本利得税，拓宽房产税试点范围并实行累进税率，从制度上控制不合理买房需求。

　　4.支持企业组织重构和中小企业发展。

　　随着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简单的数量和规模扩张空间已经不大，调结构、转方式的紧迫性日益突出。要通过金融、税收等多种措施，支持企业通过关闭、并购、联合等途径加快组织结构调整，促进大企业集中度的提高和中小企业专业化分工的深化，逐步形成与中速增长阶段相适应的新盈利模式。进一步加大和落实对中小企业的支持政策，拓宽市场准入、缓解融资瓶颈、创造公平竞争环境，以创业促进和带动就业，确保我国就业水平总体稳定。